跳楼后，他成了名人。他的诗集被众筹发表，翻译成多种语言广泛传播，有关他的纪录片《我的诗篇》拿下国际大奖。

　　他将苦楚诉诸于诗歌，把川端康成、太宰治和三岛由纪夫视作好友。在日复一日的挣扎中，他写下死亡。

　　2014年10月1日，他去世的第二天，一条事先设置的微博定时发出。这是他写的最后一首诗，内容是：新的一天。

　　工人、诗人，两种身份交织在许立志的身上，让他的灵魂发出强烈的战栗。他对工厂生活负隅顽抗，转身在纸上写下凌厉的句子。

　　2011年2月，21岁的他进入富士康——彼时世界最大的电子产品生产商，更为知名的是苹果公司最大的代工厂。

　　上班的第一天，许立志轮到了夜班。夜班的出勤时间是晚上8点到早上5点，若加班延长到7点。第二天，他开始加班。他觉得时间过得很快，“其实忙也很好，不必想太多不该想的”。

　　上班第三个月，他找到了一家图书馆，大喜过望，“于是在接下来的每一天，我都为自己找到了活下去的理由”。

　　他痴迷于书籍。他记录下自己的购书单、摘抄的读书笔记以及许多条读后感，这些书来自书城和网上商店，也有的来自地摊，十块钱买了三本。

　　秋天，他的4首诗被发表在一本叫做《打工诗人》的民间刊物上，一个月后，他接到了一通电话，邀请他去惠州参加创刊十年的纪念诗会。

　　主编罗德远还记得这次与许立志的相见，还记得那是一个腼腆的年轻人，长得精瘦，身高175cm左右，脸上还有青春痘。

　　“他给我打电话，说请到假了，高兴得不得了。”罗德远回忆，在诗会上，许立志朗诵了一首诗，顾城的《我是一个任性的孩子》。

　　参加完诗会，许立志买了一本《写稿赚钱18技》，他的微博也多了些踌躇满志。“再一次看到自己的文字变成铅字，那种自豪感和满足感是多少金钱都买不到的。旅程才刚刚开始。”

　　2012年开始，他在厂刊《富士康人》上发表自己的作品，也被冠上“打工诗歌人”的头衔，他在微博上写下“改变”的字眼，但一切都没有改变。

　　三年时间，他从作业员变成仓管，又变成了线长。他的左手用作白班，右手给了夜班，蓬勃的灵魂被标准作业指导书死死禁锢。许立志站成了流水线上的兵马俑。

　　2012年的春天，他和一位姓高的诗人吃了顿饭。饭桌上，许立志对高抱怨了压抑的工作和无从安置的未来，高说：“立志知道他手里握的应该是钢笔，而不是锤子”。

　　2011年，许立志刚来工厂不久，他写：“最近嗜睡严重，一躺床上就没了知觉。”那时，他身体疲惫，但灵魂尚且完好。

　　他说自己的好朋友川端康成、太宰治、三岛由纪夫——均是以结束生命的作家，对他迟迟没有赴约表达不满。“我说一直要去的，就是订不到票，你们再等等，他们就都不理我了”，许立志写。

　　他还写樋口一叶，这位已经逝世多年的日本女作家给他打来电话。许立志问她，这些年你都去哪里了？樋口一叶说自己也不知道，但这里很舒坦，“保证你喜欢”。

　　这期间，他还挣扎了一瞬，在9月27日，他写：“不要给自己施加太大压力，不要压垮自己……只要命还在，阳光总会到来。”

　　这是他最后居住过的地方，一个十平米左右的单间。每个月房租350元，水费电费路灯费加起来还要37元，许立志在诗里描写过这个逼仄潮湿的房间。

　　秦晓宇小心翼翼收拾着这个房间。一张床，一把塑料椅子，一个书桌。他还有一个帆布材质的蓝色衣柜，最上层塞满了书籍。

　　有记者采访过许立志，问家里人是否知道他在写诗，许立志否认：“没有让他们知道。一方面他们可能也不是很理解，另一方面，有时候你里面写了一些苦的东西，被他们看见也不好。”

　　许立志的哥哥说，每次打电话回家，许立志都闭口不提痛苦。当时富士康陷入跳楼丑闻，家里人也劝过他：“如果压力太大就不要在那里干了。”

　　他选择在微博上写下当时的内心独白：“每次在给家里打电话之前都会犹豫一番，因知道打完后必定心情沉重，想到年迈的父母，想到拮据的经济，想到碌碌无为的自己，想到未来的漫长的日子……”

　　他从小就喜欢读书，小学时的阅读量就超过了五百本课外书。中学时，他在玉湖中学就读，成绩名列前茅。

　　但在乡村中学，成绩不代表一切。许立志的班主任曾说，仅许立志同届的学生就有五十多人退学。退学的人都去打工了。

　　许立志仍在坚持。中考时，他以全班第一的成绩毕业，但离县重点高中还有十几分的差距，家里掏不出借读费。

　　父亲轻易地接受了他的失败，他始终不赞成孩子读大学，“不可能考上名牌大学，一般大学读出来也没有出路”。

　　高考后，家里人劝许立志出去打工，要挣出来盖房子的钱，娶媳妇用。家里儿子多，要盖三间房子。许立志别无选择。

　　母亲形容许立志是一个内向懂事的孩子：“我让他做什么他就做什么，他很乖，很听线年春节，乖巧的许立志却突然辞掉了富士康的工作，没有告诉家里人。

　　3月份，他回了老家一趟，给了父亲2000块钱。家里用这笔钱给许立志盖了结婚用的房子，还差2000元。这也是父亲最后一次见到许立志。

　　父亲还记得，许立志曾和他说在网上认识了一个在广州读书的大学生，但女生家里不同意。“证实了他在社会上没地位没钱。”父亲认为。

　　“在我的印象中，现在写诗好像就没什么出路，比起这些搞科技的、搞发明创造的，相比较这个价值就差得很多。”

　　“他的思想落得这么消极，是很对不住父母的。他内心的痛苦，没有人给他解开，这也是没有办法。至于他的诗是好是坏，我们水平不到也不知道。”

　　在这封信里，他写道：“我羡慕所有在书城上班的人，他们可以在书海里畅游，时常能见到来书城做活动的著名作家，获得更好的学习机会。”

　　但他没有得到这个机会，许立志似乎认命了。9月26日，他回到富士康，签了一份月薪1900元的新合同。

　　如果说背井离乡是打工者的常态，艰苦朴素是被人追捧的品格，那么，诗人们笔下的每一道血痕与呐喊，都是不可忽视的时代所发出的声音。

　　2014年8月底，许立志给秦晓宇发来消息，拒绝了他的邀请，他也是所有诗人中唯一拒绝邀请的人。

　　秦晓宇整理完他的诗篇，发现许立志虽偏爱“死亡”主题，却也写过不少有关爱情、梦想以及乡愁的句子。

　　乡愁，是打工者无力躲避的情感。“农民工”一词的背后，是逃离凋敝的乡村，是冷硬陌生的城市，是乡愁被悬置，灯火万盏，异乡人饮醉故乡。

　　他是彝族人，老家在四川大凉山。彼时，大凉山还没有被直播的喧嚣侵袭，有的只是贫困、闭塞和颓圮的老屋。

　　围在故乡的灶台前，阿优和妹妹们聊天。一个妹妹说：“出去打工的话就心疼父母，想到自己一走就不能帮父母干农活了。但是看到朋友们打工回来，衣服很漂亮，钱也挣回来了，感觉自己很不争气，挺窝囊的。”

　　城市的发展挤压着古典的乡村，这个原本有着56户人家的寨子，如今剩下不足20户，多是老人和孩子。

　　祭祀结束后，阿优和父亲坐在火堆前，他告诉父亲如果没钱就打电话，“我们也没有多少工资，但还可以省下一点”。

　　土掌房成为歇脚地，更多的时候，这个彝族小伙被关在车间的阳光房里充绒。那是被称为车间最艰苦的地方，绒毛纷飞，还有难闻的气味，“领导检查都不愿意来这里”。

　　有一天，他写了一首《工厂的夜有些黑》，这首诗发表在了《打工诗人》杂志。